讲座综述 | 革命、传统与守真——现代中国学术现代化嬗变的三种路径

中央美术学院

人文大讲堂 总第113期

当代前沿系列讲座 第20期

讲座海报

     2021年12月12日（周五）下午14：00，中央美术学院“人文大讲堂”总第113期暨“当代前沿系列讲座”第20期邀请北京大学哲学系王锦民副教授以“革命、传统与守真——现代中国学术现代化嬗变的三种路径”为题作了一场精彩的线上学术讲座。这是“现代与现代性”六题系列讲座的最后一讲。本场讲座由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讲师黄水石博士主持。

解题

讲座伊始，主讲人首先对“革命、传统与守真——现代中国学术现代化嬗变的三种路径”作解题。所谓现代中国，指的是20世纪以后直到今天这样一个时间范围。自20世纪以后，中国的学术经历了一个现代化的过程。这个现代化的范围包括思想、文化、文学艺术，乃至于我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。我们都在经历着这个现代化，这是一个既有的历史事实。革命、传统和守真，则是反观这个现代化，而观察出的现代中国学术进入到现代化过程中的三种可能路径。

主讲人接着指出，现代化并不等同于现代性。现代性肯定属于现代化过程，但现代化过程中所包容的东西，有些是有现代性的，有些是没有现代性的。通常所说的前现代、现代和后现代，边界并不是非常严格或一成不变的，往往会根据不同的问题，每次都需要重新划边界。更为关键的是，有些问题本身有很强的独立性，或者说历史的贯穿性，即在历史上一直就存在着，不能说这个问题是专属于前现代的、现代的，或者后现代的，只能说这个问题一直存在，在这一个阶段，可能是这样的，到下一个阶段，就可能是那样的。主讲人强调，这样的说法旨在提示我们不要急着去派发前现代、现代或者是后现代的大帽子。我们固然不否认历史的进程可以划分为一个一个的阶段，但不能忽视的是，在历史的进程中具有独立性的那个问题本身。革命、传统和守真是中国学术现代化进程中的三种可能路径，但是不是就是“现代性”的，不要简单匆忙下结论。怎样算是有现代性？怎样又算是没有现代性？这个问题一定会引发很大争议，谁也不能给出一个标准答案，恰恰因此，我们更应该关注问题本身，而不是戴什么帽子。

革命、传统、守真这三个概念，不是理论的假设，不是概念先行，强行分类；而是经过对20世纪中国哲学的学科发展史研究，经过观察、分析、归纳之后得出来的。其中最有成就、最有影响的十位人物：梁漱溟，胡适，冯友兰，汤用彤，钱穆，熊十力，吕澂，侯外庐，唐君毅，牟宗三。正是基于这些研究总结出革命、传统和守真这三个概念，用来说明20世纪的中国哲学、中国哲学史的发展进程。这三个概念主要针对中国哲学和哲学史，如果换个角度，从其他方面来看，也许会有其他的观察与分法，总结出另外的一套概念。提出用革命、传统与守真这三个概念刻画现代化嬗变的三种路径，主要在于尽力避免使用某某主义，以便更好地关注问题本身，更好地关注学者的个人研究，关注一个个的学术个案。且这里提出的概念构架是开放的，再多加几个也是可以的，它表示的是一种多元共存或者多元并进的架构。进入20世纪以后，在思想与学术领域，已经没有人可以唯我独尊，罢黜百家了。

     在解题之后，主讲人分别讲述了革命、传统与守真三者中的一些比较有意思的问题。

革命

主讲人首先指出，“革命”是我们耳熟能详的，革命的观念在中国是自古就有的。通常我们会把王朝的改朝换代称之为革命。“革命”这个词出现得很早，儒家关于革命的理论，最早见于《周易》“革”卦。革《彖》说：“天地革而四时成，汤武革命，顺乎天而应乎人，革之时大矣哉！”无疑，革命的观念源远流长，历史不断地革命。

现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跟一场革命有关，这场革命就是辛亥革命。辛亥革命之后，文化领域的革命是新文化运动。新文化运动本身是一场革命运动。我们所要讲的革命、传统和守真，都是在新文化运动的基础上展开的，明确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。文化领域发生了一系列的革命运动，例如戊戌变法时期黄遵宪与梁启超等人提倡的“诗界革命”，陈独秀《新青年》上发起的“文学革命”，陈独秀、吕澂提倡的“美术革命”等等，都影响深远。正是这些大大小小的革命，把我们从传统推进到了现代。

     什么是革命？从旧的变成新的。这是一个基本的要求。如果说从旧的变成新的，是一点一点渐变的，这种变化人们称之为改良，而不是革命。革命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“破旧立新”，一定要猛烈地破旧，鲜明地创新，即所谓的“砸烂旧世界，创造新世界”，这样的从旧到新才称得上革命。

     说新文化运动是一场革命，没有什么问题，但是这一革命的性质则不太容易形成定论。就此主讲人进一步举例说，胡适认为新文化运动应该以欧洲的文艺复兴为榜样，而同时的陈独秀则认为应该以法国大革命为取向或榜样。胡适先生具有改良主义倾向，陈独秀先生就显得更有革命精神。无论如何，不管是以文艺复兴为榜样，还是以法国大革命为榜样，还是后来的以十月革命为榜样，新文化运动中包含着革命精神，这一点是无可否认的。

     关键是在这种革命精神的驱使下，革命者们摧毁了中国传统文化吗？说新文化运动摧毁中国传统文化的突出证据，一是“全盘西化论”，一是“打倒孔家店”，彻底批判中国传统文化。这两者都是过激的主张，被视为“激进主义”的立场。新文化运动中的激进主义者、革命派们，对于传统文化有很大的破坏，这是毋须讳言的事实，但是，仅仅是破坏性，有没有建设性的方面呢？当然有！新文化运动之后的中国文化研究，取得了非常多的，也是非常必要的建设性的成果。

     说到革命，我们想到的都是一些在社会上的非常激进的表现，其实一些深层的、制度性的变化也是革命性的，比如大学中的学制改革，新的学科体制的建立。北京大学哲学系挂着新制作的“哲学门”牌匾，而“哲学门”主要是由“经学门”转变来的。

     经学在中国传统学术两千年的历史中一直占据中心地位，而且经学一直是六艺、五经，或者四书、五经，这样的体系，保持着整体。但是，经学的整体状态，在学制改革中被打散了，分散到文史哲各系。谁干的呢？就是曾任中华民国教育总长和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先生。蔡元培《我在教育界的经验》中说：“清季学制，大学中仿各国神学科的例，于文科外又设经科。我以为十四经中，如《易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等，已入哲学系，《诗》、《尔雅》，已入文学系，《尚书》、《三礼》、《大戴记》、《春秋三传》，已入史学系，无再设经科的必要，废止之。”

    如何评价这种改制呢？首先要明确，那个成体系的、整体的经学，自古以来一直被看作是国家意识形态，在近代大学建立之初，它又是比照着国外大学的神学科来建立的，可想而知，它其实是被当作“众学科之上的学科”。晚清《学务纲要》尝说：“外国学堂有宗教一门，中国之经书，即是中国之宗教。若学堂不读经书，则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、周公、孔子之道，所谓三纲五常者尽行废绝，中国必不能立国矣。”

     一方面说，废止经科，或者说打散经学，对于经学肯定是有伤害的，至少按照现在的学科体制，在文史哲任一系都不可能把经学学全了。但是另一方面，因为这一学制改革，从根本上使经学不再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基础，不再作为“学上之学”，这一点是非常值得赞赏的，这才是革命性的变化，远比当时高喊“打倒孔家店”的口号影响深远。

     除了学科制度之外，学术研究的观念、方法，或者说“范式”，也经历了革命性的变化。胡适主张的“全盘西化”，通常被认为是错误的，有损中国传统文化的，其实胡适先生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，贡献巨大，少有人能比肩。中国第一本中国哲学史就是胡适写的，换句话说，中国哲学史这个学科是由胡适确立的。胡适先生的学生，历史学家邓广铭先生说的最得要领，他说：“胡先生过去说‘全盘西化’，后来因为这个名词不恰当改成‘充分世界化’，今天看来，用最确切的话来表述他的用意，就是现代化。……整理国故就是要使国故现代化，《中国哲学史大纲》上卷就是使国故现代化的尝试。”使中国的学术“现代化”，的确是对胡适的贡献的一个很恰当的评价。

     总之，革命的建设性体现在学制改革和研究范式变革上，而革命之于传统，毁灭不是目的，更是要使之重生。

     主讲人强调，这个讲座对革命的讨论，是以纯粹学术的视域展开的，就像很自由地讨论一个哲学问题那样，不直接涉及现实政治。有一个很有意思的，与革命相关的哲学问题，即“乌托邦”问题。乌托邦（Utopia）这个词源自希腊文，古希腊、基督教的传统中都有乌托邦思想，我们最熟悉的乌托邦可能是1516年托马斯·穆尔（St.Thomas More，1478～1535）的书《乌托邦》。影响现代中国思想的乌托邦思想主要是所谓“空想社会主义”，代表人物是圣西门（St.Simon，1760～1825）、傅立叶（Fourier，1772～1837），他们在马克思之前，影响了马克思主义。

德国汉学家顾彬（Wolfgang Kubin）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讨论过现代中国文学中的乌托邦思想，它突出的表现在当时人们对于“新”的狂热追求上。顾彬先生说：“民国后，中国知识界几乎每一部的著作中，我们都会碰到一种以破坏为基础的、对新的向往的拯救希望的踪迹。”“新”成了现代思潮的核心范畴，这一代人的毋庸置疑的使命就是消灭旧世界，创造新世界，于是有新民、新小说、新历史、新青年、新理想……，只要是“新”的，就是好的。只有鲁迅、叶圣陶等少数人，能够以批判冷观的态度远离这个“新”的泥沼。

     不过，通常说来，追求“新”，并不就是乌托邦，主张革命的人，都会认为历史是不断进步的，因此追求新，也是理所当然的。但是，如果这种“新”，是空想出来的，没有现实基础，极度寄托于未来的，尤其它是无比完美、无比圆满的，并且有拯救人类的救世主情结的，或者以创造“新人”为目标的，那它真的是乌托邦。按照顾彬先生的看法，这样的乌托邦思想是从基督教来的，而且夹杂着尼采以来的非理性主义哲学。

    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基督教一直有“上帝之城”或者“未来新世界”的理想，但这个理想只能依靠上帝或者耶稣基督才能实现。十九世纪，尼采横空出现了，尼采到处告诉人们“上帝死了”，于是出现了一个“创世者的空位”，谁都想填充进这个空位！能填进这个空位的无疑得是“新人”、“超人”。于是，西方和中国都出现了一股追求完美性的思潮。

     就西方而言，这种思潮从法国大革命到马克思，再到尼采宣布“上帝死亡”，创造用以填充创世空位的此岸的新人——不是寄托在彼岸，就是要在此岸实现，成为“一切社会和民族运动的拯救目的”。在某种意义上，它可以看作基督教救世思想的世俗化形式。

     就中国而言，20世纪的中国同样被引入了“现代世俗宗教史”。中国何以会被引入这一进程？一个往往被忽视的因素是很奇特的，顾彬先生指出，参与1949年革命的全部中国知识分子都受到基督教的影响。人们很容易证明，新中国几乎所有重要的思想家都曾在西方的教会学校读书，研究过《圣经》，接受过基督教学说的影响。这话说得有些绝对了，且肯定不是唯一的因素，但是一个的确存在的因素。在文学艺术领域，充分考虑到这一因素尤其重要，对于我们理解20世纪以来的文学与艺术，或许有一定的启发。

传统

说起“传统”，可能大家有一些不言自明的、常识性的理解，传统嘛，就是自古以来遗留下来的物质的、非物质的文化遗产。新文化运动以后的“传统”，首先是指新文化运动中的，与激进派相对的保守派，你要破坏，我要保守，你要全盘西化，我要中国本位。第一不要以为这时的传统派是新文化运动之外的，冯友兰先生曾经说过新文化运动分左翼和右翼，左翼激进，右翼保守。第二不要以为主张全盘西化的人一定不懂中国，主张弘扬传统的人一定不懂西方，这是天大的误会。当时的保守派中有个标志性人物辜鸿铭，作《春秋大义》，又称《中国人的精神》，其西学修养绝对是第一流的。

     今天重点要说的关于传统的问题，是辨析“传统”还是“传+统”。

     作为名词的“传统”，大家都很了解，就是指自古以来，民族传统、文化传统、日常生活传统、政治传统、宗教传统等等。如果细究“传统”的定义，传统【1】是历代的人们有目的、自觉地保持下来的；【2】且精神上的会抽象为某些核心观念，藉由经典来体现；行为上的则固定为某些风俗礼仪，具有权威的仪式性；【3】这些都有在历史中的稳定性，因此具有传承性，等等。

     但是今天要讲的不是这个作为名词的“传统”。从汉语的角度，传统还可以读作动宾结构的“传+统”，也就是说一个人或者一代人要传承、传递一个统系，自觉地以之为使命。这个“传+统”才是我们应该注意，甚至说加以警惕的。凡是这样一种“传+统”，一是一定会构造出一个“正统”来，二是一定会构造出一个传承、传递的“正脉”来。

     这样的“传+统”，也是自古以来就有的，我们要说的主要是现代的。在中国历史上，有两个“统”，一是正统，一是道统。所谓正统，是指历代王朝的革命与继承之统系，它关涉到统治的合法性。所谓道统，是指儒家圣人薪火相传的精神之统系，它所关涉的是思想上、道德上的合理性。辛亥革命之后，王朝的正统问题不复存在了，所以，保守的、传统的学者们——主要是现代新儒家——要传的统，主要是儒家的道统。

    在这个意义上——也就是发展儒家哲学的意义上——20世纪取得了很大成就，贺麟先生《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》讲到，20世纪前半叶最大的哲学成就，就是新宋学——新理学和新心学。传儒家的道统，分出两个路向：一是新理学，代表人物是冯友兰、金岳霖；一个是新心学，代表人物是熊十力、贺麟，再后来接着熊十力讲的是牟宗三、唐君毅，也就是所谓港台新儒家的正宗，也叫“心性儒学”。这些都是由哲学家们在思想史的范围内讲的。

     很有意思的问题是，与王朝政治相关的正统论，本来消失了，至少说非常微弱了；但是在最近二十年，在大陆儒学界突然时兴起所谓“政治儒学”，很多人希望把儒家的政治理念贯彻到当今的国家治理中，甚至有人想把中国重塑为“儒学国家”或“儒家国家”。这样就是要传过去的那个王朝的“正统”了，或者说“政统”了，于是各种“新公羊”、“三代论”、“天下论”应运而起。

     主讲人表示，对于前者，传儒家哲学之统的学者，尽管不赞成，但十分尊重其中的某些人，修养很好，学问上非常了不起。在某种意义上说，可将之视为中国现代的、独具特色的浪漫主义。而对于后者，传儒家政治之统的学者，则敬而远之。

守真

革命、传统大家都熟悉，守真可能第一次听说，它的出处何在？有必要单列出来吗？通常讲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学术思想，就讲左翼、右翼，激进、保守，怎么多出一个“守真”来呢？它是左翼还是右翼，激进还是保守呢？

     “守真”这个词本来是用来形容人品的，《后汉书·申屠蟠传》蔡邕称赞申屠蟠：“安贫乐潜，味道守真，不为燥湿轻重，不为穷达易节。”就语源来说，或许还可以追溯到更早的《庄子·渔父》，但这里说的不是道家的修真，或者那种超然世外的人格，而更多是儒家那种有气节，独立自主，不曲学阿世，威武不能屈，贫贱不能移的人格，故以《后汉书》蔡邕的“守真”用法为依据。

     其实我们讲革命、传统、守真，都不仅仅是就学问谈学问，都要追溯到背后的主体上，谁在革命？谁在传统？谁在守真？要让背后的人格显豁出来。我们不是找一堆书看看就分类，还要了解一下背后的人是什么样的人。

     所谓“守真”，是不是守护真理呀？那倒不一定。首先说，谁有资格说自己把握了真理？谁自认为自己把握了真理，他恰恰不可能是守真，守真的学者更多是抱持着“抱残守阙”、“疑事毋质，直而勿有”的态度，自身总是谦虚的、孤独的、不完美的。

     现代学者中，可以举王国维、陈寅恪、汤用彤等先生为代表，他们既对中国文化持尊敬、同情之态度，又能以现代学术方法加以客观研究，其学术性，学术水平最高。梁启超评价王国维的话，可以把握“守真”的特点：“先生古貌古饰，望者辄疑为竺旧自封畛，顾其头脑乃纯为现代的，对于现代文化原动力之科学精神，全部默契，无所抵拒。”

守真和革命、传统有什么区别呢？

     首先极为重要的一点，革命和传统——特指“传+统”那种——都具有意识形态特性，而守真不是，守真更是学者自我主体、个性主体所显现的。比如可以说你是守真的，我是守真的，这是可以的，但是如果用全称，说我们都是守真的，那就搞成一场运动了。

     守真之所以具有非意识形态的特性，从学者自我主体这个角度说，无非勇敢地运用理性，自由之思想，独立之精神。从学术的角度看，则是重视历史，重视知识，能进行专、精的，出色的专门的、专业性的研究，能把传统的和现代的衔接起来。

相对于“革命”来说，守真的学者们也是开放的、现代性的，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，从他们受教育的情况看，就能明了这一点。但是，他们并不在“破旧立新”上执着，不是必须先打破旧的，才能建立新的，在新旧之间很自然、很圆融的完成了转变。曾经用“极高明而道中庸”形容汤用彤先生，也可以用来说其他学者。

     相对于“传统”来说，他们非常重视“学”，也就是以学术为本，最大限度地继承了旧学。但是，请注意一个关节点，他们继承并发展的主要是清学，而不完全是宋学。因此他们没有一个精神上的道统要传，更不会追求建立新的以传统为核心的意识形态。

     那么，是否可以说，革命与传统，古与今、中与西，在这些学者的学问、人格中已经完美统一了吗？当然不是。近代以来的学者几乎没有谁不是在这种古今、中西的矛盾张力中挣扎的，迄今为止也没有谁能够说自己摆脱了这种宿命。

     对于“守真”的学者——王国维及陈寅恪、汤用彤等学者来说，他们首先要处理好一个重要问题，即一个学者所具有的宗教及文化信仰，与其所从事的现代学术工作之间的关系问题。不妨用朗克史学的一个问题作为讨论参照，即做一个历史学家与做一个基督徒二者，孰先孰后？转换过来即是，做一个中国人与做一个学者之间可以有先后吗？ 

     以王国维先生为例来说明这一点。王国维先生是中国近代以来最早研究和传播西方哲学的人，早年他研究康德和叔本华，他运用叔本华思想研究《红楼梦》，成为用西方观念研究中国文化的非常杰出的典范之一。与此同时，王国维又是深受中国传统思想影响的人，他从不以传承儒家道统自居，但是他的一篇三万字的《殷周制度论》，却把握住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总根源。王国维先生最后投昆明湖自尽，说到为什么选择自杀？同为清华国学院导师的陈寅恪先生认为，王国维是真正为中国文化所化之人，因此当中国文化面临毁灭的关头，不能不以身相殉。由此可见，他是对中国文化的未来是持悲观态度的。

     从积极的角度说，在王国维先生，既“首先是一个学者，然后是一个中国人”，又“首先是一个中国人，然后是一个学者”，这两者浑然不可分。而从消极的角度说，未尝不是这两者在王国维先生身上有着激烈的冲突，从而使他无所适从，深罹忧患，最终走上了绝路。

     相比之下，可能因为陈寅恪先生和汤用彤先生则受西方教育多年，其在学术观念上已经完成了现代性的转变，同时又保持着中国人的心性和气节，故而在学术与信仰之间能达到一种同情性的、理智的平衡。

     我们中国有句古话：“周虽旧邦，其命惟新。”（《大雅·文王》）

     还有句话：“人惟求旧，器惟求新。”（《尚书·盘庚》）

     没有旧邦的情怀是不行的，没有维新的精神也是不行的。

最后，主讲人总结说，上述三者——革命、传统与守真——都有贡献，相互之间只是精神趣味的区分，不是很清楚的学科性的、规范性的区分，更不好轻易的分出谁高谁下。20世纪的中国学术，从传统向现代转变这一点是共同的，因为精神意向的不同，转化而来的现代性特点也不一样。最重要的一点，学术、思想的多元格局，正是新文化运动以来的重要遗产。古云“天下同归而殊途，一致而百虑”，没有殊途、百虑，何来同归、一致？进一步试问，既已身处现代，我们还应怀着学术与思想上的一统梦想吗？

【讲座综述由向颖同学整理，黄水石修订，并经主讲人审核订正。】

相关推荐

欢迎关注

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